当知识成为财产，我们该做什么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有句经典的名言：“专利是浇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引申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浇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是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却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先后于1803年和1809年颁布了两个《备案商标保护法令》，其中1809年颁布的法令把商标权与其他有形财产同等看待，被认为是最早的商标保护的单行成文法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著作权法当推英国于1709年颁布的《安娜法》。
　　
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几百年，在我国的产生时间学界有还不同认识，有“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二十年说”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20年前。“百年左右说”是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算起的，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清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国人于1904年起草的，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学术界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的争论对我们普通民众和企业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事实上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清末就颁布了条文比较完善的法律，其后的国民政府也制订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是因为时局的动荡、政权的更迭，这项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真正产生影响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20来年前逐渐才建立起来，而对我国普通民众和普通企业甚至是各地的基层地方政府而言，知识产权制度在他们的意识中却还没有真正建立。
当知识成为财产
知识产权是由“知识的（intellectual）”与“财产（property）”两个词组合构成。当知识成为了财产，也就意味着拥有知识与拥有房子、汽车、土地相同，意味着知识的价值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音乐剧《剧院魅影》和《猫》的作者韦伯是版权受益者的典型例子。仅《剧院魅影》至少有三个剧团在英国、美国常年演出，另有一个剧团在全世界巡演。仅在美国一场演出的版税就足以使韦伯成为百万富翁。《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几年之内变成富翁，也是由于版税的收入。当这个标志着法学理论取得重大进步的概念出现时，知识已经开始成为国家和企业实力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知识多的一方就有可能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而少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地改变弱势，知识竞争的出现也就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为了保证竞争有序，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一旦知识财产得到保护，就会大大提高知识的价值，激励知识竞争和技术创新。

创造性智力劳动应予以保护，否则就是犯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说是深入人心的观念。当我国政府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抱怨，认为政府是在屈从外国的压力，认为我们的保护过了头。就此有专家撰文指出在科技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永远缺少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文化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这种结果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靠吃作者及吃消费者自肥的侵权者，虽然号召人们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但他们自己肯定不会加入吃大锅饭的行列，却依旧扛着“代表公众”的旗，走着侵权致富的路。
当知识产权成为一种商业手段
　　2004年8月底，发生在德国的一起中国产品在德国被销毁案，是“欧盟关于海关打击涉嫌侵权产品及其措施的法令”生效后的第一起严重损害中国产品国际声誉的知识产权案件。

中国驰名商标“海信”在德国遭到博世—西门子公司抢注。东林电子是一家知名节能灯具制造商，一直使用的中英文“萤火虫 (Firefly)”商标，被西门子旗下公司欧司朗抢注当我们的著名企业正豪言国际化时，却发现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商标已经被抢注。当我们DVD制造业为占到世界分额%而喜悦时，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收钱，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专利，结果我们的企业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将你的商标注而不用，微小的注册费用，却可以将你阻止在这个市场之外，轻而易举地排斥了你这个竞争对手。先让你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等你长大了，再来收拾你，这种“放水养鱼”的策略，正大肆将我国的企业辛苦积累的利润收为其囊中……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手段，被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娴熟地使用在商业竞争中，他们早已经把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数量过少，仅有2000多家，仅占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甚至靠仿造过日子。”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样讲述。

我国有的专家学者还耿耿于怀：抱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太高”，指责我国对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比国外还高，搞“超世界水平保护”；还有许多人在经常提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20世纪6、70年代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而当时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比我们现在低得多。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基本没有开始。我们如果在今天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愿考虑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及相应国际条约的要求，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看，其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我们在竞争中被自我淘汰出局。
当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输给日本，并陷入了经济萧条。而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正是知识产权政策，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重视知识产权的政策，美国顺利地摆脱了经济困境。

2002年日本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上发表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将“知识产权立国”列为国家战略。同年11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为“知识产权立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成立知识产权战略总部，由全体内阁成员和10名在知识产权方面有专长的成员组成。首相小泉纯一郎任部长，副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负责科学技术的大臣、文部科学大臣、经济产业大臣担任。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下设的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秘书处，由副部长级的干部担任政府审议会秘书处秘书长这在日本还是首次。有专长的成员包括三菱电机等大公司的总裁，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律师等。知识产权战略总部规格如此之高，充分说明日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实施，日本在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取缔海外侵犯日本知识产权现象和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保护等各个方面将会加大管理力度。

2002年，英国贸工部、专利局与大学联盟等共同出版了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以期让更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政府官员表示，英国拥有世界级的科学家，若能将好的点子转换成更多商机与工作机会，将有助于强化英国整体竞争力。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将有助于充分利用研发成果并产生扩散效应，进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当我们的国家还在激烈讨论如何“移植”知识产权理念时，发达国家早已在我们国家急需要得到的知识打上了所有权的印记。我们必须懂得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学习、引进新的技术和知识，必须面对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铁壁铜墙。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
我们该做什么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张平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惟一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就是企业意识不接轨，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善意侵权我们就制止了，恶意侵权我们也能抵制住。而政府应该更多的培训、指导和扶持我们的企业。”而正是由于大部分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过于稚嫩的处理方式，以及政府相关统计数字的缺乏，才导致中国企业落入国外知识产权“陷阱”。

在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时，知识产权是企业立足之本，也是我们立国之本。我们不仅要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更要把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方略。然而我们却连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都没有，怎么能奢谈知识产权方略？怎么去应对国外知识产权的壁垒？现在我们最为迫切的是学习知识产权知识，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知识产权知识吧！

该文为本人所著《知识产权法律顾问》一书序言。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律师，电话：010-51662214，
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tttp;//www.srls.cn



浅谈法官现代化

（作者：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隋美玲）


引言
法官是一个神圣而古老的职业，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是现实社会中唯一的一个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他可以合法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决定巨额财产的归属，可以决定一对夫妻是否能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以决定你祖传的房产是否被作为“钉子户”而沦为推土机下的废墟。行使如此重大的权力者，如何才有让老百姓产生信任感？
在司法文明发达的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极大的声望。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法官刚摘下大盖帽，穿上法袍，用上法槌，在人们心目中把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看法还没有完全转变。我们只是向现代化的门槛里迈进了一只脚，法官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谈谈对法官现代化理解。
实现法官现代化是我国的形式所需
法学界、实务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前中国法官的地位太低，收入太少。的确，在目前来说，法官的地位与收入和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在老百姓心目中，法官在国家干部中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只不过在提起“公检法”、“政法部门”时觉得权力较大，比一些“清水衙门”显得重要一些。因此我国的法官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相比起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差距悬殊。我国法官待遇低是不可否认的，这与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有些法官的素质的确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但这决不能全部归因于法院进人把关不严，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第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来的，法学的繁荣是在此之后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法制不健全，制定的法律屈指可数，法学理论也远没有现在这样繁荣，所以，就专业知识来说，经过并不太长时间的学习和适应之后，普通人胜任法官职位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大量复员军人进法院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混乱，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以前的社会纠纷较少，法院的任务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繁重。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经济运转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完成，经济主体主要限于国营企业。出现纠纷之后，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协调就解决了。同时，私有制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承认，人们的权利观念、诉讼观念也没有现在这么强。民告官的案件（行政诉讼）少之又少，“一元钱官司”更是闻所未闻。法院的任务除了刑事审判外，主要是解决离婚、小额债务、普通民事侵权纠纷，法官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够解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进法院的法官，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专业素质的确偏低。现在新法律不断出台，新理论互相争鸣，新类型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即便是认知能力很强、法律科班人不下一番功夫，也难以全部掌握。当时进法院的人，绝大部分没受过专业的教育，只是依靠自身知识积累和经验来处理（诚然，法学院的教育模式也值得检讨，受过高等教育未必能成为优秀法官），再加上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年龄，能够通过成人教育取得学历的法官也属难能可贵。现在法院内年龄较大的法官承受着社会上种种诟病，其实，他们也很无辜。和西方比起来，中国法治落后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法官的地位和素质。在十七世纪英国大法官福蒂斯丘爵士即赋予法律职业以神秘性，主张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界的特殊科学，一个法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法律知识。今天，法院已经很少招收复转军人，随着法学教育的空前繁荣，招收法学院学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法官的素质问题方面，只能说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前面，如果查找法官素质低下的原因，只能向历史追究责任。
法官素质偏低是历史造成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类型的社会纠纷的出现、法律、法院和法官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提升、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法官这个职体团体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法官现代化成为形式所需。
法官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为了提高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法官现代化也是服务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大局，最终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尽善尽美的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法官现代化究竟为法官提出了哪些要求呢？本人有以下粗浅的认识：
一、法官独立是法官现代化的保障。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当我们思考或设计我国法官制度时，法官独立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明确的问题。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司法权作为一种摆脱王权控制的独立权力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司法独立与分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分权原则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区分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提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无论是从法官职业的本身特性或是从法院审判独立与法官个人独立的关系而言，法官个人独立是司法独立和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其一，法官个人独立是法官职业和审判活动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我们知道，司法活动不同于行政和军队的活动，它强调的是法官的个人行为，即法官需要具备独立人格。因为法官行使职权并不是仅仅集中在最后的判决，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法庭上对诉讼过程中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如果法官对诉讼过程中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事项不能独立进行决定，就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也会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增加纠纷解决的难度。除此之外，审判还是一项讲究亲历的活动，它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言词、证人的证词都需要亲自听取和分析，并作出判断，同时还要求法官对整个诉讼都自始至终地参加，对证据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我国，承办法官在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案件时，为了防止出现错案追究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审委员讨论决定，或者再向上级法院请示，这种做法显然违背法官的独立性。案件的承办法官应当独立审判，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公正的做出判决。我国法官的等级制度强调的是行政级别高的法官对行政级别低的法官的领导或影响，要求下级法官对上级法官的服从和依赖，这不利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直接、独立的判断。这也是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对一些最基本的证据都不认证的深层次原因。其二，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性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审判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是由法官具体体现的，如法官个人不独立，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的独立就毫无意义。
二、法官专业化是实现法官现代化的条件。关于法官的专业素质，英国法官柯克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在与英王詹姆士一世可否亲自坐堂问案争辩时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是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力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识。”[1]这段话成为英美法系中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而美国学者梅里曼却这样评价大陆法系的法官：“法官不过是一种工匠，除了很特殊的案件外，他们出席法庭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诉的事实，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寻找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们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的操作者，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2]比较了以上关于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官专业性的两段经典论述，那么法官现代化对法官专业化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法官在法律制度中的统治性地位。在“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制度下，法官在形成法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适用之外，对事实的判决主要是由陪审团完成的，而对陪审团成员却要求其没有法律背景。中国法官的职能与此相比有些不同，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适用仿佛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适用法律比认定事实更为简单。这样看来，在审理案件时，如果仅仅是认定事实，那么就不能说法官是一种专业性的职位，因为认定一件事实这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够完成的。但是在我国，法官对法律发展的确起不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司法解释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但这种司法解释的权力只是集中中最高法院手中，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仍然是“适用法律的机器”[3]。
在大陆法系，并不像梅里曼所说的“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4]。法官不但具有专业化水半，而且这种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历史的考察，这一点就会发现，因为传统的法院录用了法学家，所以人法院就由学识渊博的人组成。即使在意大利，这大概也是法学家逐渐把公共权力掌握在手中之后的事。”[5]
法官专业化不仅是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建立法官专业化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官专业化制度，旨在全面提高和保障法官的素质，从而适应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需要。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也决定了必须由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必须精通法律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而只有熟悉法律才能信仰法律，并严格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三、在具备了独立性和实现专业化后，现代化的法官还应具备以下素质：
1、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对于法官，法律应该是其唯一绝对的服从对象。法官必须崇尚法律，唯法是尊，视法律为第二生命。法官必须用一种职业的方式来看待法律、适用法律。这种方式就是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就是必须忠于法律，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确定和解决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来说理和裁判。除非法律规定，法官在审判时不能服从上级，也不应服从其他机关组织或团体和个人。司法权威根本上来源于法律的权威。为保障法律权威，法官应当遵从程序法和实体法来审判每一个案件，奉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忠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2、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司法中立”的理念。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即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应以公平中立的态度对待双方当事人，目光不应该有斜视。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
3、现代化的法官应当知识渊博、善于研究。高深渊博的法律知识，是一名优秀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司法实践告诉我们：一名法官，仅凭满腔热情、一身正气是难以实现公正裁判这一目的的。那么，靠什么才能理清错综复杂的案件?靠什么才能识别扑朔迷离的案情?回答只能是这样的：理清和识别错综复杂的案件、案情，靠的是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如果一名法官，不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做到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甚至可能出现由于缺乏客观准确的分析而让罪犯逃脱法眼、继续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一再证明，我们不能不把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作为一名法官的基本素质而常抓不懈。
同时法官要善于研究，不断钻研，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在理论创新方面，实务界往往落后于学者，甚至在审判方面，也受到学者的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大陆法系法官的成长是与学者的贡献分不开的，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时期，法学家便以积极的姿态登上舞台，并且一直传承下去。这也是学术独立精神的体现。但是，法官们也不应忽视自己的贡献，毕竟，法官时案件的见证人，是疑难问题的目击者，最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最能够听到社会的呼声。但是在一些前沿问题上，总是学者最先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最终争论一番后，法官再依据结果权衡案件的判决。学者的争论理应只对法官形成间接影响，因为裁判权掌握在法官手中，对于学者的观点，具有采纳不采纳的选择权。但有时学术太过于自由，直接影响个案的审判。现在传媒发达，在案件出现之后，判决之前，编辑记者们喜欢找法律专家做点评，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公众并不把种点评当作学术讨论，而是当作案件应然的判决结果。在这种舆论大造声势的条件下，媒体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法官判决。甚至有的学者公然与法官争夺话语权、审判权。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刘涌案中，在锦州中院做出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后，十几名京城学者联名出具法律意见书，直接将学术讨论延伸到个案审判中，结果辽宁高院受其影响，二审改判死缓，最终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二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学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法官们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学者的法律意见书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呢？追根溯源，是法官的理论水平较低，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于学者的法律解释，过于迷信权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法官的职业化不仅要求法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还进一步要求法官的专业水平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即能达到所谓的学者型法官的程度。
4、现代化的法官应技能高超、品德优良、经验丰富。法官是具有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特殊群体。法官除了应当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外，还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职业伦理道德修养，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他人和影响他人。法律是以公正为最终的和永恒的价值，而法官作为法律职业的最主要的主体，就应始终以公平、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官应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形式性、职业性、终级性和公平优先性等特点，而法官是司法权的主要行使者，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中运用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根据自己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内心信念，居中裁判。法官的社会职责主要是通过审判案件来解决社会各种矛盾和纷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力求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精湛的法律知识，更要具备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而且还要具备良好或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试想，如果让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还未成家的年轻法官，负责审理离婚案件或家庭纠纷案件，他（她）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他（她）除了机械地运用法律外，还能做什么，又怎能妥善地处理好此类案件，当事人又怎会对他（她）的裁决结果信服呢？一个没有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在办案中又怎能把握时机适时进行调解或妥善处理那些突发事件呢？法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品性需要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磨炼，不断培养，要经过多年的熏陶和积累，才会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一个职业伦理和道德素养尚不高的法官，又怎能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护神呢？
结语
以上所述是从单纯的应然的角度出发对法律现代化作出的一点分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官现代化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与我们的现实社会相联系的，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因此法官现代化建设会遇到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但更需要我们对改革可能甚至必然产生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沿着法官现代化建设道路坚定的走下去，实现法官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