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9号

　

　 《黑龙江省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6年6月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9日

　

　 （2006年6月9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加强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以下简称渤海上京遗址），是指位于宁安市境内的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城遗址和渤海镇、三灵乡涉及的三灵坟等渤海遗迹。

　 第三条渤海上京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以及在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区域内从事生产、建设、旅游和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渤海上京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工作，并实行统一领导。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宁安市人民政府和渤海镇及三灵乡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相关的工作。

　 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事业应当纳入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是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

　 牡丹江市、宁安市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协助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做好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工作。

　 建设（规划）、交通、财政、发展与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水务、旅游、公安、农业、科技、林业等部门和镜泊湖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工作。

　 第七条宁安市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等工作。

　 宁安市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对渤海上京遗址的日常检查、养护、修缮、安全保卫等工作。

　 第八条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镜泊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相衔接。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不得擅自改变。

　 第九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赠。

　 第十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经费、专项资金、事业性收入、国内外捐赠的资金和物品以及其他款项，应当专门用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对保护渤海上京遗址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二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分为特别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照保护区域的规定，设置保护标志、界桩或者说明。

　 第十三条特别保护区：（一）外城垣、内城垣及其内外两侧各5米以内；

　 （二）宫城、宫城垣及其外侧10米以内；

　 （三）御花园及其园墙外侧5米以内；

　 （四）外城内外渤海时期建筑台基及其周边5米以内；

　 （五）现兴隆寺围墙内全部及其围墙外侧5米以内；

　 （六）三灵坟陵园围墙内全部及其围墙外侧5米以内；

　 （七）内城中“横街”、“天街”及其两侧5米以内；

　 （八）内城中“点将台”、“水牢”外围5米以内；

　 （九）外城二处舍利函出土址及其外围5米以内。

　 第十四条重点保护区：

　 （一）外城垣两侧、内城垣两侧、御花园围墙外侧距垣墙5至20米的范围；

　 （二）宫城外至内城内的全部区域；

　 （三）外城内外渤海时期建筑台基周边5至10米的范围；

　 （四）外城内主要道路与街坊遗址；

　 （五）外城内南北中轴线大街，南北长2822米，东西宽110.5米；

　 （六）南北中轴线大街东200米西500米以内的里坊遗址；

　 （七）内城“天街”、“横街”两侧5至10米的范围；

　 （八）内城“点将台”、“水牢”及其外城二处舍利函址外围5至10米的范围；

　 （九）御花园东侧500米以内；

　 （十）三灵坟陵园围墙外5至10米以及神道的范围。

　 第十五条一般保护区：

　 （一）除特别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的都城遗址外城垣外侧20米以内的全部区域；

　 （二）三灵坟陵园围墙外围10至50米的范围。

　 第十六条建设控制地带：

　 （一）渤海上京外城垣起，东界至201国道渤海路口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线、向南依201国道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线为界、向北直线至牡丹江河道管理范围外缘。南界从201国道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线向西转弯处起向西，沿外城南垣外800米距离平行向西至牡丹江河道管理范围外缘。西界、北界均至牡丹江河道管理范围外缘。河道管理范围外缘，有堤防的，以堤防背水面坡脚以外30米确定；无堤防的按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二）渤海至沙兰公路以东，现三星村建制范围。

　 第十七条新发现的遗迹，需要划入保护区域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对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做出相应调整。

　 第十八条在特别保护区内，禁止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一切动土及其他影响文物安全的活动。

　 第十九条在重点保护区内，禁止与文物保护无关的下列行为：

　 （一）挖沟、取土、筑路、打井、建房、修坟、深翻、平整土地、采伐树木、放牧等；

　 （二）存放易燃品、爆炸品；

　 （三）破坏地貌、文化层及危及文物安全的其他活动。

　 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上述活动的，必须由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建筑物、构筑物损毁或者灭失，按照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的有关规定在保护区外异地重建。

　 第二十条在一般保护区内，不得修建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相违背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因特殊情况需要建设的，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在一般保护区内，城镇和村屯以外的区域不得进行改变或者破坏地貌、风貌、环境等工程活动。

　 第二十一条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建设破坏渤海上京遗址历史风貌和造成环境污染的设施。

　 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实施。

　 第二十二条在保护范围内，不得污损、移动、拆除、破坏渤海上京遗址保护标志、界桩或者说明，不得破坏、擅自砍伐花草树木。

　 在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以及其他建设工程的，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保护范围内的现有土地没有划归国有文物保护用地的，应当维持现有土地使用状况；确需改变的须经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法定程序批准。

　 根据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工作需要，可以依法动迁房屋，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动迁房屋，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给予安置、补偿。

　 保护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承担文物保护责任。

　 第二十四条在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害文物安全、破坏渤海上京遗址历史风貌的，应当限期拆除或者按照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改造。

　 第二十五条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应当按照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相协调的原则依法编制村镇建设规划。

　 未列入村镇建设规划的建设项目，应当经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实施。

　 第二十六条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事先进行文物调查、勘探，其文物调查、勘探、发掘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第二十七条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的考古发掘，由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实施。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私自发掘文物。

　 第二十八条因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以及其他需要，在保护范围内拍摄影像资料，应当由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并在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私自拍摄渤海上京遗址影像资料。

　 第二十九条渤海上京遗址的利用，应当按照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渤海上京遗址组成部分租赁、承包、转让、出借给个人、社会团体或者企事业单位经营。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特别保护区内擅自动土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在重点保护区内非法进行建设的，责令停止施工，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貌，处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在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未经批准进行工程建设的，责令停止施工，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貌，处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四）将渤海上京遗址组成部分租赁、承包、转让、出借给个人、社会团体或者企事业单位经营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宁安市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污损、移动、拆除、破坏渤海上京遗址保护标志、界桩或者说明，以及破坏、砍伐渤海上京遗址的花草树木的，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二）在重点保护区除正常的农业生产外，擅自改变地貌、扩大耕种面积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给予警告，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私自拍摄渤海上京遗址影像资料的，责令停止拍摄，没收拍摄所得资料，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造成渤海上京遗址文物损毁、流失的，由其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本条例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试论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的影响
李　春

　　作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有以下四项：一、侵权人向受害人实施诽谤(或侮辱)等行为；二、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三、侵权行为与受害人名誉评价降低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侵权人具有过错。其中要件二即指损害结果，由于个案的不同情况，具体的损害结果如何则有赖于司法实践来阐明。由于社会评价的发生需要有关被评价对象的诽谤语言公之于众这一事实，因此诽谤语言是否被公开成为实践中名誉权侵权是否构成必须考虑的条件；也就是说，侵权人只有在公开场合或使公众了解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才能发生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从目前的实践的一般情形来看，这一条件的认定可谓简便，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因其牵涉到其它的权利或秩序，界定起来就会有相当难度，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本文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对“司法程序”这一特殊场合下的“公开”的认定以及名誉权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平衡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两个案例
　　(1)杨某系单位前承包经营人。双方因承包等问题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单位在仲裁答辩状中指陈杨某有私吞单位款项和非法经营的情况。杨某以该陈述缺乏依据起诉单位侵犯其名誉权。一、二审法院判决单位答辩陈述不构成名誉侵权。
　　本案争议的行为发生在作为准司法程序的仲裁过程中，该案中被诉人根据申请人杨某的仲裁申请书提出了载有争议内容的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除交仲裁庭外另有副本送达杨某。
　　一、二审法院在判决时都强调了以下观点：争议解决程序中单位的书面陈述虽然并不一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由于该陈述是就双方劳动关系中有关争议事实向争议解决机构提交的答辩，是按照特定的司法程序提起的书面材料，对于单位来讲，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答辩的行为并非公开场合下对杨某人格的侵犯，被答辩人也不存在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因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2)齐某在另案庭审结束签阅笔录时，以秽言辱骂对方当事人周某。周某以齐某在公开场合侮辱其人格起诉齐侵权赔偿，一审判决齐某侵权并作赔偿，二审改判侵权不成立。
　　本案由二审不开庭案件在询问程序时的纠纷引起，纠纷时在场人除主持询问的法官和书记员外，还有双方当事人都相熟的旁听人员。齐某的言语带有侮辱性，其针对的对象是周某，这两点在两级法院审理时都得到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齐某在包括法官等多人在场的公开场合以言辞侮辱周某，使周某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构成了名誉侵权，对此齐某应予赔偿；二审法院则认为，法官应当控制整个法庭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违反法庭秩序，法官应当立即阻止并视情况进行制裁，本案中齐某言行虽“有失检点”，扰乱了法庭秩序，但只需“批评教育，尚不足以构成名誉权的侵害”。
　　尽管劳动争议仲裁对程序的进行没有规定，但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的进行采取不公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0条)。在事实上，前一案件中除了双方当事人之外，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三人)是仅有的了解争议内容描述的第三方。该案的关键问题随之产生，即仲裁庭组成人员的知情是否已达到了名誉侵权要件构成中的“公开”这一要求?法院的判决中对“公开”的标准问题虽未予直接讨论，但其提到单位行为并未造成杨某损害结果这一节表明：虽然单位已为其答辩内容赔礼道歉，但由于单位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有关的书面陈述是在特定程序当中进行，还未达到可以被公众评价的“公开”程度，因而未造成名誉损害的结果。在这里，仲裁庭组成人员未被视为名誉侵权构成中名誉降低与否的评价主体。
　　与前案相似的是，后一案件中名誉侵权的争议事实发生在特定的司法程序中；不同点在于，前案系争的侵权描述来自书面的形式，后案中则为言辞，前案只有仲裁庭成员是知情的第三方，后案中则除审判人员外另有多位旁听人员在场。在这里，言辞的形式和多位旁听人员的在场，是否足以构成在公开(公众)场合下侵权行为的发生了呢?两案中的区别是否足以使案件的处理有不同的结果呢?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处理的分歧也正在此。一审法院构成侵权的观点表明的是，旁听人员的在场使得诽谤语言的公开成为必然，而随之产生的他人评价显然会对被诽谤人的名誉造成特定的影响；二审的着眼点则强调了法庭秩序、之于个人名誉权的优先，但它对法庭秩序对名誉侵权是否有绝对的阻却也存在着明显的犹疑不决，因此在论述名誉侵权未构成时的理由时，二审强调的是齐某言语“有失检点”——即暗示言语未达到诽谤，该理由显与法院查明的有关“言语具有侮辱性质”之事实有抵触。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系争的言语(不管是书面或口头)是否为虚构的事实已不是法院首先需要审查的内容，而“司法程序作为特殊场合对名誉侵权构成有何影响”成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二、司法程序是否能够成为名誉侵权构成的阻却事由?
　　对此，现有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持肯定观点，以下试从正当妨害法理、司法程序的特殊性以及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等三方面论述相关理由。
　　首先，现实的社会制度中任何一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法理上所谓正当妨害的原则。而司法程序对名誉权的一定限制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任何权利(权力)都应受到相应的限制，这是协调整个社会机制运作的要求，也是更好地保障个体权利的需要。而对于限制的范围或界限而言，则由权利在运用场所中所涉价值之间如何权衡而定。譬如本文中所涉，即公民的名誉权与整个司法制度设立中所包含的价值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其次，这是司法程序特殊性的要求。
　　1?这是司法程序所包含价值的特殊性的要求。作为一种法律设定的纠纷解决程序，司法程序具有高度严谨、高度专业、高度公开(法定情形除外)和终局的特点。而当事人的参与则是司法程序得以运转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司法程序设立目的最有效的途径，因而在各国的制度中都受到作为根本大法——宪法的保障。由于司法程序中“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争议性”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为了自己的主张在程序中尽力行使攻击和防御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之法律争议及程序进行本身的高度专业性，当事人行为难免发生偏离争议主题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形式上构成侵害对方当事人在日常场合下法律予以保障的某些权利。尽管如此，为了保障和鼓励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行使权利这一更重要的价值，只要当事人的行为与案件争议有特定联系，各个国家在司法中一般对当事人诉讼行为都尽量减少控制，并且相应地对某些影响诉讼权利行使的日常权利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即允许妨害在正常限度内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讲，司法秩序是维护司法制度存在和实施所必需的，公共利益要求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尊重司法秩序，当司法程序与当事人的某些日常权利发生冲突时，后者让位于前者也就理所当然了。本文讨论的名誉权即可列入此类日常权利范围。
　　在美国侵权法理论及判例中，诽谤语言(包括言辞或书面)受某些特权(privilege）的保护而使言论者免受追究。其中，司法程序是所谓绝对特权（absoluteprivilege）场合下的一种。在司法程序中，法官、律师、当事人、证人都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话，也不管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都不会承担诽谤的责任。1尽管这种观点有所偏颇，但它反映了美国司法实践追求的抽象价值，表明其司法观念中对司法程序优先及安定的重视。
　　从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释26号第五问中指出，“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没有明确“有关部门”的范围，但从刑诉法对公民当事人可以依法就轻微犯罪案件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的规定来看，刑事自诉显然也符合此条解释中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的条件。由此可见，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虽然还未有关于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有何影响的明确意见，但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了司法程序可以阻却名誉权侵权的构成。
　　2?是司法人员职业要求上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司法人员的配备必须符合司法的严格要求，他必须具有高超的职业技能和高尚的道德素养。从保障整个法律程序正常进行以及职业上的要求来看，司法人员对于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的言辞或陈述，除非与审理的争议有关并被法定的证据证明，否则不能够接受或者相信；更不能随意将当事人的有关言辞加以传播或就此公开评价当事人的名誉、品质，否则将受到违反职业纪律的处罚。因此，司法程序中发生当事人以诽谤性语言攻击他人名誉时，即使司法人员地场，他们也不应列入参与社会评价的“公众”范围。本文案例一中答辩状的内容陈述即使确实有捏造、虚假，也因为该答辩状的内容未被公开到当事人双方和仲裁员之外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3?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和司法成本的要求。作为争议解决的终局程序，特别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效率是司法程序如何设置需要考虑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法院支持当事人动辄以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言行侵犯名誉权而要求承担责任的请求，那么当事人正常诉讼权利的行使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绊，诉讼程序中的攻击防御就会无法充分行使，最终实质损害以当事人进行为原则的诉讼模式；同时，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就会成几何级增长，讼累无法避免。因此，确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名誉权构成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减少诉讼发生，降低司法和诉讼的成本并相应提高司法效率。
　　再次，从名誉侵权构成的法理来看，社会评价进行的前提是系争诽谤语言的“公开”，而司法程序中亦要求程序“公开”，对此，在论述司法程序对名誉权构成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作为司法原则的“公开”与名誉权构成要件中的“语言公开”之间的差别做一甄辨。
　　侵权构成中的公开是从“公开”的字面含义来讲的。它与“公布”、“公告”有着相近的内容，它强调了特定行为“使秘密的成为公众所知的”2这一过程及结果。在名誉侵权案件中，除了原、被告双方外，只有当系争诽谤语言被传播到第三人知晓后才能构成“公开”。因此，名誉侵权中的“公开”指的是被告将系争的有关原告名誉的言辞或书面传达给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知道的情形。而司法程序中的“公开”则是从宪法及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来讲的，它强调的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规定。在这里，“公开”就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法的各项规定参与到诉讼中去，行使诉讼中的各项权利；意味着司法人员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违犯即为渎职，并且其在程序中每一项产生法定后果的行为都将受到当事人的挑战和特定程序的审查；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程序的进行是向社会公众开放，应当接受社会的正当监督。可以这样说，司法程序中的“公开”是远远超越其作为一个语词的含义的，他包含了司法制度设立时追求的抽象价值及该价值在程序上诸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因此，绝不能将司法程序的“公开”简单地等同于事实上的“公开”，司法程序的公开不必然等于程序进行中名誉侵权语言的公开。
　　另外，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予的提示是，我们应当将名誉权侵权构成中的名誉权和仅仅作为一个名词概念的名誉加以区分。并不是所有有关公民名誉的内容都会上升到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范围。
三、司法程序阻却名誉侵权构成的限度
　　如前所述，司法程序虽可以阻却名誉侵权的构成，但该功能的发生是在相应范围内的，这里的理由同样是正当妨害法理。由于个人权利容忍妨害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保障群体权利的合理实现，但容忍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利的剥夺3，该妨害亦只应当在正当的范围内发生。因此，司法程序的存在绝不能抹杀名誉权的存在和在其受侵害达到程度时应受到的保障。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司法程序中是否保护名誉权的界限。那么，这一界限又该如何设置呢?
　　笔者认为，这一界限应定位在系争语言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上。即，当双方当事人间形成争议的语言陈述与司法程序所处理的事实及其处理有特定的联系时，即使该些陈述对另一方的名誉产生影响，亦不应认定为名誉侵权；但如果该些陈述与司法程序中的案件事实及处理根本毫无关系，那么发表诽谤言语的当事人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诽谤的法律责任。比如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怀着必要离婚的念头，不再顾及对方的点滴好处，在庭审陈述中将自己的恶感发挥到感情的极致(这在该类案件中是常会发生的场景)，该些陈述中就会有譬如“他(她)生活作风不正派，滥交男女关系”(尽管平常对方可能只是比较喜欢社会交往)、“他(她)懒惰异常，从不负担家庭义务”(尽管实际上从平常眼光看来对方并未到此地步)等等，该些陈述当然有关针对方的名誉，但它们与案件的处理(判断双方矛盾的起因、是否能够和好等等)显然密切相关，如果由此些陈述引发侵权诉讼并由陈述方承担言语的诽谤责任，显然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表达，并由此影响法官对离婚案件的处理判断。也就是说，司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阻却名誉侵权构成获得的利益更大。同样举另外一种情况，在债务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为证明债务人信用差，提出该债务人在外另有大量未偿还之债务并在其他诉讼中败诉，该些陈述虽有关债务人的不良名誉，但由于与案件处理有相应的联系而应为司法程序阻却；如果债权人在审理中提出债务人“道德败坏、在外卖淫(嫖娼)、吸毒”，由于该些陈述与债权债务的处理没有任何联系，司法程序这时对名誉侵权构成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综上所述，系争侵权言行与言行发生时司法程序中处理的案件事实、处理的联系如何，是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是否发生阻却的认定界限。前文提到的司法解释中对“当事人借检举、控告之名行侮辱、诽谤之实造成名誉损害的情况，由法院受理并予处理”的规定也明确了当事人正当言行的限度。
　　本文中周某诉齐某一案中，二审法院提出法院审理应由法官控制进而维护整个司法秩序，因而尽管当事人侮人之辞“有失检点”，也只应由法官对其进行司法制裁，而不应当构成名誉侵权。该处理中反映出来的司法制裁可替代当事人另行的诉讼救济以及视司法程序的阻却性为绝对的观点无疑值得商榷。
四、司法程序中名誉侵权的处理程序
　　前文提及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当控告和检举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控告人起诉名誉侵权时，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并且又规定检举、控告行侮辱、诽谤之实时法院应予受理。这一规定使得法院在立案受理前就已将是否构成侮辱、诽谤进行了认定，有先定后审之嫌，与民事案件受案以程序审查适格为标准的法律规定显然是相违背的。从本文论述的中心问题可以看出，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的影响是在实体方面的，“只要有司法程序就不能立案”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因此，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出发，尽管名誉侵权纠纷可能发生在司法程序当中，但由该程序中一并处理显然不妥，合理的做法是另案受理之后进行实体审判，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则应视司法程序与争议事实之间有无联系。
　　名誉侵权构成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由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和利益，实践当中就出现了本文讨论的有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当中，这样的现实和法律问题还将不断出现，由于立法活动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因而怎样去尽力平衡冲突中的价值(包括了权利、权力和秩序等种种)、使整个社会机制运作得更加和谐将是司法活动需要毅然肩负起的重大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
　　1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第17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现代汉语字典》第38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可参见法发[1993]15号司法解释第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