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无线电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无线电管理办法》已经1999年8月16日市人民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无线电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保障无线电业务的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销售、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具有无线电波辐射的非无线电设备，必须遵守本办法。
军事系统的无线电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线电台（站）是指发射无线电波的无线电设备，包括各波段的无线电通信电台（站）、卫星地球站、广播电台、电视台（含差转台）、雷达和导航、遥测、遥控设备等。
本办法所称具有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是指用于工业、交通、科学、医疗等方面能够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
第四条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国家所有。
无线电管理贯彻科学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开发、集中管理、分级负责、有偿使用的原则。
第五条 鼓励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利用率。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全市无线电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规章；
（二）制定全市无线电管理的具体规定；
（三）规划全市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和频率的使用；
（四）按照审批权限审批无线电台（站）的地址、设置和使用，指配频率和呼号，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以下简称电台执照）；
（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无线电台（站）和生产、研制、销售、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等事项进行监督管理；
（六）无线电监测；
（七）协调处理电磁干扰等无线电管理事宜；
（八）组织实施无线电管制；
（九）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根据工作需要，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可在特定地区设立派出机构，负责指定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第七条 区县（自治县、市）依法设立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和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领导。具体职责分工，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无线电台（站）的设置和使用
第八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线电设备符合国家技术标准，不得对已设无线电台（站）造成干扰和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二）无线电台（站）工作环境安全可靠；
（三）操作人员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和操作资格；
（四）管理人员熟悉无线电管理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
（五）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六）大型台（站）和设备较多的单位配有专门机构或专兼职管理人员；
（七）取得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发的电台执照；
设置个人业余无线电台（站），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个人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签署意见；
（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预指配频率；
（三）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对拟设置台（站）的电磁环境进行测试；
（四）申请者按预指配频率进行必要的技术设计或可行性论证；
（五）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对技术设计或可行性论证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发给批准文件；
（六）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对购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的，方可安装调试、试运行；
（七）试运行1至3个月，设置台（站）的单位或个人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在7日内核定电台呼号，核发电台执照。
仅在区县（自治县、市）特定行政区范围内通信或服务的无线电台（站）（不含短波电台，微波台站），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
第十条 固定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应遵守电磁环境保护有关规定。位于城市规划区内和本市行政区域内跨区通信或服务的无线电台（站），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会同市有关部门进行选址，并按城市规划管理程序办理规划管理有关手续。
固定无线电台（站）工作环境、微波路由需要保护的，由设台单位报请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统筹安排。
建设项目不得影响受保护无线电台（站）的工作环境、微波路由。确因城市建设需要，建设项目影响了受保护无线电台（站）工作环境、微波路由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给受保护无线电台（站）造成损失的，建设单位应当给予补偿。
第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置微波站、雷达站、广播电视台等无线电台（站），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其天线高度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商城市规划部门确定。
在人口稠密的城区内，不得建设和使用微波电路，原已建的微波电路应逐步改为其他通信方式。
第十二条 经国家有权部门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的，设置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在使用前必须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登记备案并接受其指导、监督。
第十三条 遇有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可以临时动用未经批准设置使用的无线电设备，但是应当及时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告；紧急情况解除后，必须停止使用。
第十四条 无线电台（站）经批准使用后，应按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定的项目内容进行工作。确需变更的，必须事先向原审批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指配的呼号使用，不得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不得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
第十五条 撤销无线电台（站）或报废无线电收发信设备的，应当向原批准机构办理有关注销手续。
停用无线电收发信设备的，应当向原批准机构办理停用手续，停用时间不得超过1年。需要恢复使用的，应当重新办理启用手续；对停用时间超过1年未办理启用手续的，由原批准机构予以注销。
第十六条 使用无线电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十七条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规定办理年检手续。
第十八条 购买、使用公众无线电话，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频率管理
第十九条 指配和使用频率，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频率管理的规定。指配频率应确定使用期限，频率使用期限从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设台之日起计算。使用期满需继续使用的，应在期满30日前向原指配机构办理续用手续。逾期未办者，视为自动放弃频率使用权。
第二十条 经指配的频率，使用单位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应向原批准机构报批。
经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或指配的频率在使用期限内，原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进行调整或根据国家规定提前收回。
无正当理由，在2年内闲置不使用的频率，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回。
第二十一条 未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出租频率。
第二十二条 因国家安全和重大任务需要实施无线电管制时，管制区域内设有无线电发射设备和其他辐射无线电波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管制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对依法设置的无线电台（站），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保护其使用的频率免受有害干扰。
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协调处理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的相互有害干扰时，应当遵循带外让带内、次要业务让主要业务、后用让先用、无规划让有规划的原则。
对航空器、船舶的安全运行或其他遇险与安全通信产生有害干扰的无线电台（站），必须立即停止使用。
第二十四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国家和市的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管理费用。

第五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进口
第二十五条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应事先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资料，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核并转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
第二十六条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时，应采取措施抑制电波发射。进行实效发射试验时，应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或转报。
第二十七条 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应按照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办理进口手续。
单位和个人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检测、维修能力并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销售、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型号必须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经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对发射特性检查合格后，方可向用户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
第二十八条 生产、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和有关产品质量管理的规定。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无线电管理机构加强对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第二十九条 工业、科学、医疗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力线及其他电器装置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必须符合国家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对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
第三十条 产生无线电波辐射的工程设施，可能对无线电台（站）造成有害干扰，其选址定点应当由市规划行政部门会同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论证，并按照协调一致的意见执行。
第三十一条 非无线电设备对航空器、船舶的安全运行或其他遇险与安全通信产生有害干扰的无线电台（站），必须立即停止使用。

第七章 涉外无线电管理
第三十二条 无线电频率划分、分配、协调的涉外事宜，以及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电台与境外电台的相互有害干扰，统一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报请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交涉。
第三十三条 外国驻渝领事馆和其他享有外交特权的国际组织驻渝代表机构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携带或运载无线电设备进入本市，必须取得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证明。
其他驻华代表机构、来华团体、客商在本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携带或者运载无线电设备进入本市，事先由业务主管部门或接待单位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或转报，并送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 外国船舶电台、航空器电台、车载电台在本市使用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未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外国及港、澳地区的组织或个人不得运用电子监测设备在本市行政区域进行电波参数测试；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聘请外国和港、澳地区的组织或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进行电波参数测试。

第八章 无线电监测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市无线电监测站负责组织对全市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信号实施监测。
有关区县（自治县、市）的无线电监测站负责对本行政区内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信号实施监测，接受市无线电监测站的业务指导。
监测技术人员履行监测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
第三十七条 无线电监测站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测无线电台（站）是否按规定程序和核定的项目工作；
（二）受理并查找无线电干扰和未经批准使用的无线电台（站）；
（三）测定无线电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
（四）检测工业、科学、医疗等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五）进行电磁环境测试、分析，为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划、指配频率和审批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等提供技术依据；
（六）承办无线电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十八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设立的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无线电管理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在职权范围内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配合。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由派出机构按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的权限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责令改正，查封或没收设备，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手续不全或失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1000元罚款；
（三）船舶、机车、航空器上的制式电台无执照或未注册登记的，责令改正，处2000元罚款；
（四）业余无线电台未按规定办理设台审批手续的，责令改正，查封或没收设备；
（五）新设台（站）未经检测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而投入使用的，频率使用期满不办理续用手续的，不参加规定的无线电设备检测的，发射或接收与工作无关信号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予以查封设备，并处1000元罚款；
（六）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频率，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5000元罚款；
（七）不按期缴纳频率占用费的，限期缴纳；逾期半年不缴纳频率占用费，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可视为用户自动放弃频率使用权，由无线电管理机构采取措施收回频率；
（八）拒不执行调整或收回频率决定的，处1000元罚款，并收回频率；
（九）擅自转让、出租或变相出租频率的，收回频率，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罚款；
（十）擅自编制、使用电台呼号的，予以查封设备，并处2000元罚款；
（十一）设置、使用不符合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的设备，或擅自改变规定工作项目，对其他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的，责令改正，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故意干扰合法业务的，予以没收设备，吊销电台执照，并处5000元罚款；
（十三）无线电发射设备或非无线电设备对航空器、船舶安全构成威胁，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5000元罚款；
（十四）使用不合标准的工业、科学、医疗设备造成有害干扰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1000元罚款；
（十五）研制、生产、销售单位进行实效发射试验，未办临时设台手续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六）未经批准，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七）进口未经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或擅自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未经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八）境外人员未经批准进行电磁环境测试的，或擅自设置、使用、携带、运载无线电设备入境的，予以没收设备，并处5000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追究或建议有关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和单位领导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挪用私分频率占用费或利用频率资源谋取私利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机关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无线电管理机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国家部委会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制定有关无线电管理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在特殊规定未颁发前，按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1999年8月24日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教授、主任




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令人欣慰、令人振奋，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新曙光，特别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一、乌坎事件有其全国性的制度根源，它的合理解决也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
　　乌坎事件的根源和核心实际是村民自治问题，事件获得合理解决的最大关键也正是在于肯定了通过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性，即对村民自治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虽然这一“临时代表理事会”将来肯定会为正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所取代，村支部将来也会重新选举产生，但是，如果没有意外，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肯定就会从此建立起来了。
　　虽然“乌坎转机”本身还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同时更对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彻底落实和保障村民自治、普遍实现“村民当家做主”具有全国性的示范和先导意义。
　　这是因为，乌坎事件的爆发不仅有其特定的具体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国性的普遍根源。这种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颇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落实。在许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在村里真正当家做主的不是普通村民，而是村支书或村长及其助手。这些人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严重侵犯村民的切身利益，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众所周知，乌坎村事件也是因为村支部和村委会大肆侵犯村民利益而爆发的。
　　不仅如此，这种“村民被治”和村民利益遭到严重侵犯的现象，实际还有其更深刻的制度根源。
　　不难想象，如果遵循民主程序，当几乎全村13000名村民都起来反对村支部和村委会时，只是通过平和的改选就足以解决问题了，根本就不可能爆发如此严重的官民对峙和警民冲突。那么，为什么这种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情又把地方政府牵涉进来了，形成了那么大的风波，以至于高层领导都不得不介入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比较直接的制度原因来说，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村干部专横、掠夺、村民被迫奋起反抗的对抗局面，一是因为村内选举被少数人所操纵，选举是假选举，或者是选举舞弊很严重，致使“村民当家做主”无以实现，真正实现的只是“村干部当家作主”。二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安排村级分权制衡体制，以至于每次或真或假的选举产生的都是握有不受制约权力的村干部，他们在两次换届选举之间就是村级独裁者，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通过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发财，然后再用这笔不义之财向上贿赂地方官员，以谋得其对自己连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对村民实行贿选，以直接实现当选和连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权钱结合的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的特殊利益的生产线，以至于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都对此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再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许多村级选举会被少数人所操纵、以至于许多地方都是“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现象呢？在这里，除了纯粹地方性的原因外，也有两种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和体制原因。
　　一是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历史惯性下，仍然缺乏放手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放手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思想准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以党治民”、“以党控民”，想以党的系统直接控制社会细胞，控制到村和居委会，想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通过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级权力。这就必然会与村民的自治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自上而下地干预、操控村级选举、破坏村民自治的种种不良现象，必然会使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从而使村级腐败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村民与严重腐败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越来越大，使农村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使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问题越来越扩散为了官民关系、党群关系、警民关系问题，也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这次的乌坎村事件显然也是这种思想惯性、体制偏差及其普遍逻辑的具体产物，因而也是全国诸多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具体案例。
　　二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必然导致严重恶果。现在的乡镇级和县级选举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之后形成的权力结构又不是分权制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这就使之也成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村级权力与乡镇级、县级权力紧密相联，这就很容易出现这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相互利用、以权谋私、共同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利益较多的城乡结合部等涉及土地问题的地方，就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使县级以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通过县级和乡镇级权力一直连结到村级村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长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而这个利益链条的基础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这个利益链条所要鲸吞的也主要是农民的土地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总想以村支部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层原因。这就更与党的性质和任务背道而驰了。至少在客观上，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这是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样，通过这种或长或短的利益链，一方面，上面的腐败官员得以通过腐败村官从村民手中攫取非法利益，而且经常是获得整个非法利益的大头。另一方面，腐败村官也得到了党政机关中的有关腐败官员的撑腰，从而既能“顺利当选”、“连选连任”，又能在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和抗议中“巍然屹立”，因而也就可以持续不断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又不遭殃。我们在乌坎村事件中看到的实际也是这种现象。将来事件查清后，更可以具体地证明这一点。这就进一步表明，乌坎事件是有其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的，因而也是全国同类事件的一个缩影。
　　乌坎事件的这些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在一系列的思想偏差、体制偏差和体制漏洞下，村民自治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乡村专制体制；于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共同祸害村民的事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由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对乌坎村事件的合理解决中，充分尊重和肯定村民自治，支持和帮助村民当家作主，从而也开始调整了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也就不能不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和先导意义。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它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良好开端。它是在危机中打开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由此发展下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将开始进入新阶段。
　　二、农民民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村民自治的新发展，先进地区的新发展必然预示和引领全国新潮流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地区。先进地区历来都是首先出现发展中的新问题的地区，又都是首先解决这种新问题的地区，因而也是开风气之先和引领历史潮流的地区。这在世界范围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在解决新问题的新方向、新思路、新方法方面是这样，在从根本上解决新问题的制度建设方面也是这样。这也使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乌坎事件的出现和合理解决无疑有其较先进地区的特殊根源，这就是农民民权意识的较早觉醒和相对较高的维权能力。
　　我特别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的下述事实：
　　从1970年至今年，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已经连任此职长达41年之久。他是乌坎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他在讲到村里的土地问题时就曾公开说过：“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最近几年来，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将村里的几千亩（一说上万亩）土地陆续贩卖出去，卖地所得达7亿多元，而给村民的补助款只有550元，其余全被当地官员和村干部所私吞。薛昌和十几位村干部都盖起了被村民称为“别墅”的二层楼。他也成为了一些市府官员的“财神爷”和座上宾。
　　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乌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对于这位长命书记的路径依赖。四十岁左右的村民从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书”。村民们对这位长命书记的贪赃枉法多是默认和容忍。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选票的样子，但村里却总会贴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连任村支书了，其间的舞弊可想而知。今年他又“做票”造假，声称自己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人大代表。多年来，村民对此的反应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赚我的钱”。这就默认和纵容了薛昌等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村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村干部。但当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后，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近几年来，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村干部们正在对村里的土地玩“监守自盗”的把戏，越来越感觉必须起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直到今年，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而，他们又在较为先进的大环境中，继续学习和加深了对于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主要诉求。
　　由此，在集会游行中就出现了“还我人权”、“ 反对独裁”、“开放选举” 等横幅。
　　由此，就出现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维权抗争。只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为。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从而真正开始实现了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
　　由此，整个乌坎事件才得到了一个赖以获得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合理解决的基本前提条件。
　　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较高水平的基层民主的发展正是较先进地区首先出现的新事物。
　　虽然现在在较后进地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经济社会根基显然不如乌坎村所在的广东地区深厚，它所达到的水平也都不如乌坎村。
　　乌坎村的这种民主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而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于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也顺应了这种历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这种先进地区的官民结合的新变革也就不能不成为了我国村民自治建设和整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曙光。
　　三、“乌坎转机”在我国宪政民主建设中的主要意义概括地说，这种意义至少有三条
　　一是它再次启示我们，正如小岗村实行的承包制是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一样，乌坎村实行的“村民当家做主”的基层民主也是解决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
　　诚然，面对群体性事件，不再以“对手思维”去解决，而是以“认真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诚恳态度去解决，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确实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国性的重要示范意义。但是，既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导致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应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着手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而不是总是不得不去充当疲于奔命的救火队。
　　所以，在广东省合理解决乌坎事件的各种新型举措中，最根本、最有长远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举措，就是打破了“必须以村支部为中心”的事实上的禁忌，充分地尊重和肯定了村民自治。这在实质上已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实质也正是彻底实现和保障村民自治，即毫无保留地尊重、支持和保障“村民当家做主”。
　　“村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农村的具体形式，就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疑应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广。唯有如此，曾经向农民承诺的“社会主义天堂”才能切实降落到人间，当年农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才能得到应有的报偿，无数为解放人民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才能在地下安眠，执政党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合法性也才能够得以恢复和重建。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农村真正有效地构建起和谐社会，才能大幅度地减少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也才能使党政机关恢复其本来应有的秩序与安宁。
　　二是它启示我们，落实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即解决好农村地区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邓小平年谱》，第379页）
　　他更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8页）
　　他还明确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邓小平年谱》第685页）
　　邓小平所说的“党政分开”实际还包括了“党与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分权”这个重要内容。他说：过去“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把那些各级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放在下面，放在……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这样就能使这些事情“可以很好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287页）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这些内容已经为解决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南，这就是：
　　（1）农村应该实行民主选举，实现村民当家作主，杜绝村霸现象。
　　（2）农村应该实行村民自治，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党去包办代替，更不是党在农民头上强迫命令、称王称霸。
　　（3）党的农村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村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