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

周永坤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高调解率为学界和社会所诟病，这是对偏重调解的人治传统的反思。在这一态势下，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全国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71.73%下降到2002年的30.32%，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是，步入新世纪前后，调解再次受到追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有此项统计以来连续14年的下降势头，从2002年开始呈现上扬态势， 2006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法院甚至出现了“无判决”现象，这是很可忧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股“调解旋风”正在走出民商事案件向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蔓延。调解的滥用与强制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刚刚起步的法治机体。
　　调解的蔓延、特别是强制调解的兴起是建立在对调解的二大误读之上的。
　　第一，调解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它是欠发达社会普遍性的制度，这已为现代法人类学所证实。澳大利亚的土著马努斯人（Manus people）原先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是“械斗、突袭以及短暂的媾和仪式”组成，后来他们从殖民者那里学习到了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将它交给一个独立的仲裁者， 这事实上是一个调解程序。可见调解是单纯依靠实力解决纠纷的野蛮行为的文明替代品。在非洲习惯法体制下，调解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菲律宾吕宋岛的伊富高人除杀人案进行血亲复仇外，其他的纠纷都用调解。 印第安人的部落社会也通行调解。 西南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美拉尼亚人也钟爱调解。
人们将调解作为东方专利的思想很可能来自对古希腊社会的误解，仿佛古希腊没有调解，其实不然，调解同样是古希腊主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荷马史诗》开头就是一个关于调解的故事。国王阿伽门农起先答应将美丽无比的布里塞伊斯作为战利品分配给英雄阿基琉斯，后来这小子看到布里塞伊斯貌若天仙起了色心，遂撕毁前约，向阿基琉斯讨要布里塞伊斯，阿基琉斯当然不买账。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流血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先是雅典娜劝说阿基琉斯别动手，接着是涅斯托尔在两人间进行调解，化解了一场流血纷争。 至于希腊社会何以较早结束了调解的历史，答案只有一个：它的城邦制度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调解只能退居次要地位。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解释古罗马为什么有发达的判决和式微的调解制度。
　　第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不是先进的法律文化。人们常常将调解理解为对现代性反思的产物，或者将它视为和谐文化（与判决相比）的一部分，这并不准确。恰恰相反，在现代，调解是落伍的法律文化。作为纠纷解决制度，调解具有“前国家”性，它是在一个结构简单的小型社会里的主导性纠纷解决制度，在国家产生以后，它退居于社会自治领域，在国家层面，调解只应该对判决起到“拾遗补缺”作用。东方调解（特别是官府的调解）的发达与长久，这不是东方的优势，恰恰是东方的劣势。与判决相比，调解有其内在的弱点。
　　（1）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我国调解的实践来看，它也是非规范与非程序的，我们所理解的调解的优势其实都是建立在它的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之上的。就调解的过程来说，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调解的内容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则，而是双方的认同，这就势必造成结果对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不利。由于遵守规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对这一原则的违反必然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潜在的威胁。（2）调解常常牺牲公正。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程序正义研究的佼佼者贝勒斯就指出程序正义的原则在协商式程序（包括调解）中不适用，因此，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 （3）调解也存在执行难。随着调解的增加、特别是强制性调解的发展，调解的执行难问题已经露出水面，相信随着强制调解的进一步发展，由调解所产生的执行难问题及其它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性化。调解解决执行难其实是以牺牲规范和公正为代价的，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失去了规范所给予的权利或者上了对方的圈套，则反悔在所难免。时下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将纠纷延续到了执行阶段。同时由于调解与判决相较在程序上的劣势，它出错的可能性更大，这也埋下了执行难的隐患。（4）调解并不经济。如果一切天遂人愿，则调解无疑比判决要来得经济，但是这只是理想。就成本而言，法院的调解成本本身并不小，同时法院在计量调解的成本时是将社会成本忽略不计的。事实上，在所谓社会调解大格局的制度下，社会对调解的成本投入是相当高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制、乡镇司法所的建制、司法局的投入、乡镇政府的投入等等，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将这些成本投入到法院，相信将产生经济得多的效益。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强制调解的政策导向本身通过当事人的利益计量，转化为一种调解的成本，当强制调解成为一项公开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调解的成本将成倍增加。还有，我们计量成本的时候忘记了那些调解失败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调解的成本是无限大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调解出错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判决，因此它就要支付比判决更高的“错误成本”。人们在计算调解的成本时往往只计算“直接成本”，而忘记“错误成本”。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追求“直接成本”＋“错误成本”的最小化。（5）调解切断纠纷的功能被夸大。调解有利于切断纠纷、有利于和谐只是一种臆断。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许多调解协议、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它只是将纠纷掩盖起来，因此很有可能酝酿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最早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我国恰恰强调此类纠纷必须调解。（6）调解对公民人格的不良影响。对调解的比较优势的肯定是建立在传统的息讼、耻讼观念之上的。“息讼有利于和谐，争讼有损社会和谐”这种和谐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将和谐理解为建立在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和社会最小利益冲突状态。我国古代儒家的和谐社会正是这种和谐，恰恰在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中，人们对诉讼普遍表示厌恶。对于这一点，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法学家吴经熊有精当的研究。他将争讼视为“自然现象”，认为，“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皈依处。”吴经熊认为，过分强调通过调解息讼对公民的人格会有不良影响：一是容易形成双重人格；二是造成心理的压抑，使民心不和顺，容易走向极端。
　　我国法律规定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是非常正确与重要的。但是，我国现实的调解制度却具有相当的强制性，调解的强调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害着我们刚刚起步的法治事业。调解的强制性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调解是必经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依本条规定，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成了法官的义务。二是上诉程序与错案追究制度的结合，构成了迫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强大的利益与精神压力。在当下的制度下，被改判或被驳回再审的案件将作为错案，一旦作为错案受到追究，法官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调解可以避开错案追究的风险。三是调解在程序上排斥检察院的抗诉。对抗诉的排斥一方面强化了调解协议的强制性效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减少了法官被追究错案责任的风险而提高了法官调解的积极性。四是行政诉讼中禁止调解制度的虚置。
　　现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强化调解内部规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调解的强制性。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法院内强化调解的政策导向和利益机制，促使、甚至迫使法官调解。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将调解率作为考核内容，奖励高调解率者；规定调解为第一选择，甚至对个案规定最低调解次数，要求案案调解；规定硬性调解率指标。（2）动员法院外部力量参与调解，借助社会力量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3）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压力。例如，有的法院规定撤诉可以退还一半诉讼费，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坚决要求减少诉讼费，法院对于选择调解的当事人许诺以适当少收诉讼费。更多的是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威慑”，法官以“背对背”的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判决对他的不利后果，例如，败诉、执行难等等，迫使当事人从利益考虑选择调解。
　　动员社会影响与政府权力参与的人民调解本身有阻隔权利人走向司法的消极作用，这本身是一个人权问题；法院的强制调解无疑构成对权利人权利的冲击。强制性调解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有害的遗产。我国古代衙门就通过对原告的关押甚至刑罚威慑来阻拦当事人走向司法。现代社会，强制调解是被禁止的行为。1960年日本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就宣布民事案件的“强制调解”是违宪的。
强制调解对人权法治构成严重的冲击。
　　首先，强制调解不利纠纷公平解决，这是由于调解本身的非程序性与强制调解的“准暴力性”所造成的；其次，强制调解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这包括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再次，强制调解对法治的根本价值构成威胁，强制调解威胁法律的至上性，强制调解排斥了公众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这一法治的基本要求，强制调解对法院和法官的地位的冲击。因为在强制调解中法官扮演的不是裁判官的角色，而是行政官、甚至是一个自利的商人的角色，同时，强制调解使法官成为司法外权力的工具，使法官深深陷入社会之网中，对法官的人格也构成负面影响。强制调解一方面强化了法院的行政功能，它也强化了法院内部结构的行政化趋势。
　　总之，调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它是小型社会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在人类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调解退化为一种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同时它也作为诉讼中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制度，具有相当的意义。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与社会的政治原则有关。通常是法治社会与发达的裁判相伴，而人治社会则青睐调解，使调解具有强制性。我国发达的调解是与人治的社会样态相匹配的。钟情调解背后是单一的思维：人们只看到现实条件下调解比判决比较“好用”，人们忽略了它的基础：调解的优势是建立在人治社会之上的，它与人治社会相互促进，强制调解的发展必然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更为艰难。
　　即使我们避开法治的基本价值——正义不谈，从单纯的息讼角度来看，在一个权利观念兴起的时代搞强制性的调解也是不行的。事情真有点吊诡：现代的息讼靠争讼。古代息讼的成功是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的，是以人的权利麻木为条件的。当权利成为时代的特色的时候，当人的权利觉醒的时候，只有通过诉讼公平地分配权利与义务才是根本的息讼之道。
　　人们常常只是从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解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单纯地将调解、法院作为达到社会目标的一个工具，这是非常片面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纠纷解决制度与社会的关联主要是“意义”的、而不是“工具”的。所谓“意义”的关联是指纠纷解决制度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是互动的。因此，我们在思考纠纷解决制度的时候，就不能仅仅考虑现实社会，而应当考虑未来社会——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要找到一个有利于理想社会实现的纠纷解决制度。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路，我们就要寻找与这一长远目标相一致的纠纷解决制度，这个纠纷解决制度必须以法院的判决为核心，至于调解，则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禁止权力对人民调解的介入，并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同时在法院的内外制度上保障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的贯彻。

2006年11月3日于东吴研究室

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周永坤教授“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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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海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1987年4月25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7年7月18日青海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1月6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4年9月25日青海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海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海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藏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州的行政区域为门源回族自治县、海晏县、祁连县、刚察县。
　　自治州的首府设在海晏县西海镇。
　　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县(区、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施科教兴州，加快自治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把自治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实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在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自治州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管理。
　　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地区实际制定法制建设规划，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各民族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惩治违法犯罪行为。
　　第六条　自治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倡导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欺侮，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对全州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教育引导宗教教职人员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干涉婚姻、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依法打击非法传教活动，禁止邪教活动。
　　自治州内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加强兵役工作。
　　第十条　自治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组织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中藏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工作需要设民族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牧环保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第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局长组成。自治州州长由藏族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州的机关、事业单位中应当合理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作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自治州州长主持州人民政府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培养各级各类干部，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
　　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优待、鼓励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到自治州的偏僻贫困乡、村参加经济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工作，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有突出贡献的公民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县和乡(镇)的政权建设。加强居民委员会和村(牧)民委员会及其所属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组织的建设。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和国家的规定，结合本州实际，确定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数额，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自治机关执行公务时，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除自治县、民族乡外，一律并用藏、汉两种文字。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对自治州的离退休人员给予优待，妥善安置。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责，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设立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工作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保障各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下，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州的实际，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自主安排和管理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本州的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自主安排基本建设项目。上级国家机关帮助自治州实施的基本建设项目，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减少或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自治机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支持和引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企业，并为本地区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安全生产，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劳动力合理流动。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调整农村牧区经济结构和农牧业产业结构，强化农牧业基础，发展农村牧区经济支柱产业；实施科技兴农兴牧，增加科技含量，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提高农牧业生产水平和农牧业经济效益，增加农牧民收入。
　　自治机关加强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促进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自治机关对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牧民对土地、草场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强化对农村牧区经济的服务和管理，引导农牧民发展特色经济，促进农村牧区经济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鼓励农牧民按照自愿、互利、公平、合法的原则进行土地、草场使用权的流转；保护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牧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建设养畜、科学养畜，合理调整畜群结构，积极推行效益型畜牧业生产，保护和发展母畜，坚持牲畜品种改良，稳产、优质、高效地发展畜牧业。
　　自治机关实行草业先行，建立健全草原建设和管理制度，做到谁使用、谁建设、谁管理，以草定畜，合理放牧。
　　自治州内禁止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水土流失以及生态脆弱区的林地、草原上采挖植物和从事损害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
　　自治机关建立健全州、县、乡(镇)牧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强畜疫防治和草原、棚圈、饲草饲料基地、水、电、路、定居点的建设，改善牧区生产、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鼓励发展农区畜牧业，以农促牧，以牧补农，走农牧结合的道路。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大对本州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积极争取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在资金、金融、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状况，实现小康。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实行封山育林育草，恢复林草植被。鼓励植树、种草、绿化城镇和庭院，禁止乱砍滥伐林木和毁坏草原植被。
　　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自治机关应当加强消防工作，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州的耕地、草原、森林、矿藏、水流、湖泊、珍稀野生动物、植物等自然资源。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自治州优先合理开发利用本州自然资源，并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
　　自治州内耕地、草原、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法确定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水利资源的开发建设，积极支持和鼓励集体和个人兴办水利水电事业。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和管理矿藏资源。对可以由本州开发的矿藏资源，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优先开发的原则，划定范围和地段，有计划地合理开采。禁止乱采滥挖矿产资源。
　　自治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矿山企业应缴纳的资源税税额标准，在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征收幅度内进行自主调整。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经济、技术协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州外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来州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投资兴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水利、能源、电信、邮政、城镇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行以畜牧业为主，农牧结合，调整结构，发展农村牧区特色经济，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市场化，加快农村牧区的城镇化进程。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城乡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有计划地把农村牧区小城镇建设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加强土地、草原管理，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禁止乱占滥用耕地和草原。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积极发展商贸事业，鼓励发展自治州优势产品出口。
　　自治机关保障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加大对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本地区民族风情、民俗、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合理开发，逐步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新兴产业。对自治州境内的旅游资源实行依法保护、依法开发、依法管理。
第五章　社会各项事业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体育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幼儿教育、终身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自治机关为弱智和残疾儿童，制定特殊教育政策，发展特殊教育事业。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采取助学金、奖学金和免费入学等特殊措施，帮助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对以寄宿制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当地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自治州内以藏族、蒙古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开设藏、蒙古语文课，同时，开设汉文课和外语课，推广普通话。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义务教育，积极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资助学。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或捐资助学，多渠道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师德和业务水平。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多种形式办学的需要，确定所需人员编制，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列入教育事业计划。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科技事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开拓技术市场；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为依托，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推广运用。
　　自治机关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推广运用取得显著成效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有特殊贡献和重大创造发明的给予重奖。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文化事业建设，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开展民族的、传统的、大众的、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文化市场的建设和管理，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强民族理论、历史、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收集、整理和编纂民族书籍，保护文物、名胜古迹和其它重要民族文化遗产。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事业。
　　自治机关加强广播、电影、电视片的译制及藏语播放工作。
　　自治机关加强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农村牧区医疗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开展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研究和开发利用。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和妇幼、老年卫生保健工作，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提高各类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各民族人口素质。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和政策，结合本州实际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办法。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做好社会福利工作，帮助孤儿、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做好烈属、军属、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的优抚、安置工作。
　　自治机关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禁止虐待老人和遗弃婴儿。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招录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优待、鼓励州外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参加本州的经济、文化建设。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民族地区生活补贴，以及其他生活福利方面的优待。
第六章　财政金融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统一的财政体制，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本州的财政收入。
　　自治州财政依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国家和青海省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照顾。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结合自治州的实际作出财政预算安排。
　　自治机关在执行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结余资金。
　　自治机关的预算支出，按国家规定，根据上年度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总额的3%设置机动金；根据当年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总额的5%设置预备费。
　　机动资金由本级财政部门管理，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预算支出中因政策调整等因素形成的开支；预备费用于解决当年预算执行中特大自然灾害及其他难以预料的特殊开支。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对县、自治县实行转移支付制度。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税收管理体制，除应由上级国家机关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外，不得自行制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财政政策和财政贴息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鼓励金融部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自治机关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金融对自治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的扶持力度。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的审计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为维护财经纪律，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廉政建设，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七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州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自治机关团结和带领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共同为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做出贡献。
　　自治机关加强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相互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觉改革或摒弃陈规陋习，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第六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一切纠纷时，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和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协商，妥善处理。禁止挑拨、煽动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关系的行为。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和保障门源回族自治县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自治权。
　　自治机关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帮助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乡和其他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等事业。
　　民族乡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第六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
　　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第六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民族团结进步，定期检查州内各单位对民族政策的遵守和执行情况，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每五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
　　第六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六条　每年八月九日为自治州成立纪念日，放假一天。每年八月为自治州的民族团结宣传月，广泛开展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自1987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