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埃及


中埃发表建交50周年联合新闻公报


　　2006年11月7日，中国和埃及7日在北京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建交50周年联合新闻公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邀请，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于2006年11月3日至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其间，穆巴拉克总统出席了11月4日至5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于11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与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举行了会谈和会见。根据两国1999年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和2006年6月签署的《关于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并基于对双边合作及对各种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一贯重视，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二、双方强调，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并于1956年5月30日与中国建交，这为中国开启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回顾了这段历史，决心继续共同努力，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为双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领域，并积极探讨建立中国、阿拉伯世界及非洲的有效的三方合作方式，使之成为南南合作中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独特范例。双方愿充分利用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经验以及中国不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服务于各项发展事业，造福两国人民。

　　三、埃方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建设国家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支持中国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和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埃及愿充分利用其能力和经验及其在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范围内的独特地位，实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发挥有效作用的期望。

　　四、双方回顾了两国政治关系的顺利发展历程，表示愿进一步密切两国各层次的互访，保持双方在各领域的磋商与协调。双方对2006年6月签署的《中埃两国外交部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愿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磋商与协调。

　　五、双方认为，经贸和投资合作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双方将积极努力，拓展合作领域，其中包括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双边贸易的均衡发展。同时，双方鼓励加强相互投资，以全面提升双边经贸合作水平。

　　六、双方对两国在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项目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及埃方为在区内开展各类投资项目提供适宜环境表示高兴，强调将继续鼓励双方企业在该经济区以及其它合格工业区内建立工业项目，并愿为此提供必要便利。

　　七、双方认为，加强两国在农业、科技、金融、旅游、环境、医疗、能源、和平利用核能、航天技术、信息及通讯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具有重大意义，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增强两国的综合国力，促进两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双方对两国在多个领域里堪称典范的合作表示欢迎，并特别指出，双方在旅游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并将致力于深化该领域的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

　　八、埃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坚决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或地区组织，强调埃及支持中国为实现两岸统一所制定的法律和做出的努力。中方对埃方在此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表示高度赞赏。

　　九、双方对中阿合作论坛取得的积极进展、特别是对2006年5月至6月间在北京召开的论坛第2届部长级会议取得的成果深表满意，并表示愿共同促进论坛建设。

　　十、双方对2006年11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第3届部长级会议、4日至5日论坛北京峰会及其它各项重要活动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强调重视利用现有资源，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展三方合作，以促进非洲国家和中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十一、双方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但世界并不太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双方主张，为实现各国和各国人民追求维护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崇高目标，迫切需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十二、双方认为，应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根据“土地换和平”原则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

　　十三、双方希望，伊拉克民选政府在与伊拉克问题有关各方的合作下，为伊拉克人民实现民族团结创造良好的氛围，从而维护伊拉克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

　　十四、双方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致力于加强两国有关部门在反恐及反恐立法方面业已存在的合作，探讨建立双方合作机制。

　　十五、双方认为，国际防扩散体系应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针对当前不法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以及双重标准给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埃方于1990年提出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区的倡议，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十六、双方对朝鲜进行的核试验及朝鲜半岛局势升级深表忧虑，希望有关各方采取理智和和平手段处理这一问题，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避免施加使人民遭受最大伤害的制裁，从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核不扩散机制持续性及全球普遍性的既定目标。

　　十七、双方一致认为，在当今世界各种争端与动荡频发的情况下，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双方支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使之更好地应对世界面临的新挑战，并增强其作用和威信，促使其在发展问题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其中也包括改革和扩大安理会，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双方愿就此保持磋商和协调。双方亦对联合国建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表示欢迎。

　　十八、双方完全尊重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双方认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同等重要。双方支持国际社会消除贫困、饥饿和疾病及扩大自由方面所做的努力，但前提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自行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权利，并考虑到各国人民的不同文化和社会特性。

　　十九、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邀请胡锦涛主席访问埃及。胡锦涛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二OO六年十一月七日于北京

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马怀德

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四种判决形式体现了司法权的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就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案件而言，维护、变更和撤销判决完全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被告行政机关似乎也无规避法院监督的空子可钻。但行政许可案件则不然，对于行政机关颁发、变更、拒绝、收回、吊销、中止许可的行为，法院撤销了行政机关违法的变更、拒绝、吊销许可证的行为，并不导致行政机关自然恢复、返还、颁发许可行为，行政机关也完全可以法院未明确判令其作为而拒绝恢复、颁发返还原告的许可证。即使运用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形式，对违法变更许可等行为也难以达到有效的监督目的，很显然，对法定判决方式的传统理解和认识已经严重影响了行政许可案件的处理，在日益增多的许可案件中，这一现状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行政许可案件的种类和特点

行政许可案件分为四类：一是对颁发许可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二是对拒绝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三是对拖延不予答复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四是对变更、废止、收回、中止、吊销、注销许可的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对上述四类许可案件，法院目前能够适用的法定判决方式有三种，即维护、撤销和履行判决。

上述类型的案件中，维持判决自无讨论价值，关键是对撤销判决和履行判决的理解。除第三类案件法院可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履行职责外，其他许可案件都存在一个对撤销许可行为判决的理解问题。行政许可案件不同于行政处罚等其他案件。违法的处罚决定被法院撤销后不再产生法律效力，除非法院判令其重新作出某项具体行政行为，否则行政机关不得就此再作出新的处罚决定。原告权益能
否得到保障并不取决于处罚决定被撤销后行政机关的后续行为。然而行政许可案件往往以原告申请某项许可被拒绝或行政机关限制剥夺原告已享
有的许可为内容，故法院判决撤销行政许可机关的行为，并不自然导致原告获得许可或继续保留其许可，法院不可能代替行政机关向原告发放许可。原告能否取得或继续保有其权益，仍要受被告行政机关后续行为的左右。特别是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拒绝、变更、废止、收回、中止、吊销、注销许可的行为，法院除判决撤销违法行为外，如何才能切实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呢？这正是本文需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现行许可案件的法定判决方式及其局限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问题，我们不妨从具体案例说起。大观园游览中心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大观园），合资三方为宣建公司、长城公司、华长公司。1993年10月，长城、华长公司与金箭公司签定了注册资本转让合同，市外经委批准了该合同。市工商局也变更了大观园的企业登记并颁发了营业执照。金箭公司接管了大观园经营管理权。此后长城公司于1996年1月5日向市外经贸委递交了材料，提出要求恢复其与华长公司在大观园的股东地位。市外经贸委经审查，作出批复，批准长城公司收回其在合营公司中的权益，恢复其与华长公司在大观园公司的股东地位。长城公司便接管了大观园经营管理权。市工商局办理了大观园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颁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箭公司不服市外经贸委违法批准长城公司收回股权及市工商局违法变更大观园登记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以超越职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撤销被告外经贸委批复的判决，以由该批复批准成立的大观园董事会不是申请变更登记的合法主体，其提交的变更大观园法定代表人的申请已不具有合法性为由，作出撤销市工商局变更登记行政行为的判决。同时法院对于金箭公司要求判令第三人长城公司、华长公司立即交出大观园经营管理权的诉讼请求，以该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表示不予支持。判决生效后，金箭公司要求被告工商局执行判决，工商局以法院判决仅有撤销原变更登记行为，而无判令被告颁发营业执照内容为由，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因此，原告在胜诉后很长时间仍然无法进驻大观园，而第三人长城公司也以工商局未变更登记为由仍然占据大观园。
本案的曲直是非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我们感兴趣是，对于被告非法变更许可登记的行为，法院应如何判决？
（一）单纯的撤销判决能否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

任何判决形式都是针对诉讼请求而言的，许可案件的判决也不例外。法院作出撤销行政机关变更登记行为的判决，是否能够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达到诉讼目的呢？从原告角度讲，他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撤销非法的工商变更登记，而是将企业登记状况恢复到变更以前的状态。因此，该项判决就应当是既撤销违法的变更登记，又恢复原来的登记，而不是撤销了之。从被告角度讲，法院撤销了一项变更登记仅仅意味着该变更登记行为违法，但并不意味着自然恢复到原来的登记状况，而且许可登记是行政机关依申请而为的有条件有时限的行为，法院撤销了旧的许可，原告若要取得新的许可（或恢复原来的许可）仍应重新提出申请经行政机关重新审核后才能得到。能否最终得到，仍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行政权的特点决定的，法院无权干涉。本案之所以出现原告胜诉但难以获得实质利益的现象，关键在于原被告对撤销判决理解不一。显然，法院如果只作出撤销判决是不能满足原告诉讼请求的。
（二）除撤销判决外，法院能否对此类案件作出履行判决？

《行政诉讼法》第54条1款第3项规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也就是说，履行判决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情形。而本案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条件，被告违法变更登记的行为，不履于不履行职责或拖延不予答复的情形，所以依照现行法律规定，似乎不能作出履行判决。
（三）法院撤销判决作出后，被告拒不恢复原告许可权益的，原告可否重新起诉？

理论上说当然可以，对于行政机关违法变更登记的行为，法院撤销后，行政机关应该执行判决，将登记状况恢复到变更以前。如果行政机关拖延不予答复或拒绝这样做，原告可以再行起诉，状告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通过履行职责的判决督促行政机关执行前一案件的判决。但是，这一观点在实践中不可行。因为它加重了原告负担，使得原告为一项争议要几度起诉，不符合公正、便民、高效的行政审判原则。
三、明确具体内容的重作判决之可得性

法院除作出撤销判决外，能否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为？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作出撤销判决的，可以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法院作出这种判决通常并不要求被告按照法院的意图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而是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作出与原来不完全相同的行
为即可。就许可案件而言，法院虽然可以对许可案件作出此种判决，但是否能够要求被告重新作出一项明确包含许可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呢，法院可否直接判令被告作出恢复原告许可或登记的行为呢？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行的。理由是法院可以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不能要求行政机关作出什么样的行为，否则就是司法权侵越行政权，就是干预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台湾行政法学者中也有持此观点的，"认为行政法院乃司法机关，若代替行政机关作成决定，有侵犯行政权之虞"。①我认为，对于此类许可案件，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论之。行政机关发放许可，恢复被中止、变更、注销的许可，固然要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许可条件。甚至有些案件，即使申请人具备条件的，也要受许可数量规模及额度的限制。所以，能否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许可行为取决于行政机关对该项许可的自由裁量程度。当行政机关对许可的自由裁量缩减为零又不存在非法阻却事由时，法院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行的。但行政机关对许可享有自由裁量权时，法院直接判令被告按照法院的意图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似有侵越行政权之嫌。当然，法院判令被告重新许可也是有条件的，即法院对变更许可行为、拒绝许可行为必须进行实质审查，必须对许可条件、程序及许可机关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在此基础上才能决定行政机关应否实施其许可行为（包括变更、拒绝）。另外，法院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内容必须明确，否则很容易被行政机关曲解或规避。前述案例中，法院除判决撤销工商局违法变更登记行政行为外，还应当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作出恢复其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原告合法权益，防止出现讼累，同时也可以在合理限度内维护行政机关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四、许可案件中重作判决与履行判决、变理判决之关系
（一）重作判决与履行判决

行政许可案件的重作判决与履行判决有相似之处，其内容均是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履行其法定职责，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第一，重作判决是附带判决，通常从属于撤销判决。而履行判决是独立判决。第二，判决的内容不同。重作判决是针对被告已经实施的违法许可行为作出的，其内容是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实施许可行为；而履行判决针对拖延履行职责或对申请不予答复的行为作出的，其内容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其法定职责。由于拒绝许可行为与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对申请不予答复的行为均是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受理的行政行为，而且二类行为被规定于同一条文之中，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两类案件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法院的判决形式也应当是履行判决。②事实上，拒绝行为是作为行为，不予答复的行为才是不作为行为。履行判决应当仅限于不作为行为，即只能要求拖延履行职责对申请不予答复的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其职责，履行职责的结果可能是给予许可或拒绝许可。对于拒绝许可的行为，适用履行判决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可机关此时已经履行了其职责，只是履行的方式为拒绝。所以对此类拒绝行为，应当在审查的基础上，首先判决维持或撤销，然后根据行政机关在此类许可中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判决被告重新作出什么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如前所述，当行政许可机关自由裁量权缩减为零时，法院就应当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作出许可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还享有某种自由裁量权，法院可以在确认许可申请人符合哪些实质要件的基础上，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许可行为。

当然，在许可案件中，重作判决的前提是："如果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行政机关又有可能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才有必要判决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判决书中作出时间限制，行政机关应当在判决书规定时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③此外，法院根据审查的结果，还应明确撤销判决的理由和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原则要求，防止行政机关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规避行为。
（二）重作判决与变更判决

重作判决与变更判决是相互关联的两种判决形式。法院明确重作意图，判令行政机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与法院直接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已十分接近，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意味着法院不能直接作出决定，而后者意味着法院可以自行作出决定。行政诉讼法颁布前，理论界对变更判决及司法变更权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④但行政诉讼法公布后，这一问题的研究迅速降温。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诉讼法将司法变更权作出极为严格的限制，将其仅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因此，关于司法变更权的讨论也趋于沉寂。经过近十年的行政诉讼实践，我们认为，对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限变更权存在的问题等仍有必要再作分析和讨论。"司法变更权有限说"事实上受到了权力分立观念的深刻影响，认为法院如果直接作出实质上的决定，就属于侵犯行政权。实际上，这一观念是保守和落后的。如果从"诉讼经济及使人民利益尽速获得终局救济之立场，对于已臻明确之个案事实"，法院变更原行政行为，而自为决定应当得到支持。从宪政理论层次而言，保障公民权益才是最终目的，权力分立的制度无非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怎么能因手段而妨害目的？⑤所以，赋予法院一定程序和范围的司法变更权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尤其在行政许可案件中，更应重视法院变更判决的使用。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扩大变更判决适用范围仍存在法律上的一些障碍。为了弥补变更判决不能适用许可案件的缺陷，有必要重视在撤销判决基础上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作用，使性质较为接近的重作判决发挥司法变更权的作用。具体而言，对于拒绝、收回、变更、中止、颁发等许可行为，法院可以在查清事实作出撤销判决的基础上，根据许可机关享有自由裁最权范围大小的情况，明确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一项具有何种内容的许可行为。

①参见[台]林纪东：《行政法》，修订六版，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544页。
②参见姜明安：《行政法学》第357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杨解君：《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5页。
③拙作：《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④参见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56页。
⑤[台]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1998年增订四版，第533页。